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及其成书问题

荷马史诗，指古代传统归于荷马名下的两部长篇叙事诗，即《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它们是现存最古老的希腊文学作品，以扬抑抑格六音步写成，所用的诗歌语言从未在任何一个具体地方作为口语通行。这种语言以伊奥尼亚方言为主体，却又掺入了埃奥利斯方言的词形，还有一些极为古旧的词语，古旧到连古典时代的雅典人也未必总能不借解释就读懂。

《伊利亚特》约15,700行，并不叙述特洛伊战争的全过程。全诗只截取围城第十年中的短短数周，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为轴心展开：从他与阿伽门农的争执写起，直到赫克托耳的遗体被交还给普里阿摩斯。《奥德赛》约12,100行，讲述“归返”（nostos），即奥德修斯返回伊萨卡的历程，以及他对求婚者的复仇。两部史诗各分为二十四卷，这一划分极有可能是后来才有的，出自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语文学家之手。

关于诗人本人，我们没有任何确切的了解。许多城市都声称是他的故乡，其中以士麦那和希俄斯为首；古代流传的各种《荷马传》，则都是晚出得多的杜撰。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认为，荷马与赫西俄德生活在他本人之前四百年。现代学界通常把《伊利亚特》的定型置于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或公元前7世纪初，《奥德赛》则稍晚一些。现有史料不容许作出更精确的断代。

荷马问题

许多世纪以来，这两部诗作一直被当作同一个人的作品而备受推崇。然而早在希腊化时代，就有一些文法学家，如克塞农和赫拉尼科斯，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分别归于不同的诗人。人们称他们为“分离派”（chorizontes）。这种看法始终处于边缘，并遭到以阿里斯塔克斯为翘楚的亚历山大里亚语文学的驳斥。

到了近代欧洲，这个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17世纪，法国的奥比尼亚克神父（abbé d’Aubignac）对是否真有一位独一无二的诗人提出了质疑；不过，真正的风暴爆发于1795年，那一年德国语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在哈勒出版了《Prolegomena ad Homerum》。沃尔夫主张，这些史诗在被记录下来、编联成统一的整体之前，曾经历过漫长的口头传承时期。他还援引一则古代传说作为佐证：据说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曾把散落各处的荷马诗歌搜集起来，加以编排。但记载这一传说的是大约晚了五个世纪的西塞罗，其可信度至今仍有争议。

自沃尔夫以后，学者们分成了两大阵营。“分析派”在文本中搜寻接缝、矛盾和重复之处，在他们看来，这些痕迹证明作者不止一人，或者文本由先后相继的层次累积而成。卡尔·拉赫曼甚至把《伊利亚特》拆解为一连串各自独立的歌。“统一派”则捍卫诗作在艺术上的统一性，认为其背后是单一的创作意志。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两派的分歧其实没有表面上那么大：多数分析派承认存在某位最后的编撰者，而多数统一派也接受后世增补的存在。无论如何，这场论争贯穿了整个19世纪，并延续到20世纪的大半时间。

口头创作与书写

把讨论引向全新领域的，是一位年轻的美国人。米尔曼·帕里在1928年的博士论文中研究了荷马的固定修饰语，例如“捷足的阿喀琉斯”（pódas ōkýs Achilleús）或“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rhododáktylos Ēṓs），并证明它们构成一套现成短语的体系，即所谓“程式”，供歌者在表演当下构筑诗行之用。为了在活的传统中检验这一理论，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前往南斯拉夫，记录当地的民间史诗歌手。1935年帕里英年早逝，他的学生艾伯特·洛德继续了这项工作；两人搜集的材料如今保存在哈佛大学的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特藏中。此后，所谓口头创作理论便成了学界的常识。

然而，史诗何时、以何种方式获得书面形式，至今仍无定论。希腊字母由腓尼基字母改造而来，自公元前8世纪起开始使用，也就是说，与史诗成形的时代大致相同。《伊利亚特》中只有一处提到类似文字的东西：普罗托斯派柏勒洛丰前往吕基亚，让他带去一块折叠的写板，上面刻着“凶险的符号”（sḗmata lygrá；《伊利亚特》第6卷第168—169行）。有人认为诗人亲手写下了作品，有人认为他是口授给抄写者，也有人认为文本是在吟诵诗人一次次的表演中逐步固定下来的，直到公元前6世纪才被记录成文。这些观点没有一种最终占据上风。

特洛伊之外的世界

荷马史诗对遥远的国度所知颇多。它们知道埃及的底比斯及其百座城门（《伊利亚特》第9卷第381—384行），知道尼罗河口外的法罗斯小岛，也知道墨涅拉俄斯和海伦在返回斯巴达之前漫游过的那个国度何等富庶。在《奥德赛》第四卷中，海伦往同席宾客的酒里放入一种驱散忧愁的药物。这药是埃及人托翁的妻子波吕达谟娜送给她的。诗人解释说，那里的土地出产大量草药，有的能救人，有的能致命；那里人人都是医生，因为他们都是众神的医者派埃翁的后裔（《奥德赛》第4卷第227—232行）。差不多三个世纪之后，希罗多德也记下了相似的情形：埃及到处都是医生，每人只专治一种疾病。

这种吻合令人印象深刻，也与我们从埃及医学纸草中了解到的情况相符，例如公元前16世纪的埃伯斯纸草，其中记载了数以百计的药方。但它并不能证明诗人亲自到过埃及。它所反映的，更可能是由商人、雇佣兵和水手带到爱琴海的埃及声名。

引起更多讨论的是阿喀琉斯之盾（《伊利亚特》第18卷第478—608行）。赫菲斯托斯在盾面上锻造出整个世界：一座和平中的城市与一座战争中的城市，耕作，王家领地上的收割（国王默然站立，手握权杖，满心欢喜），葡萄采摘，畜群，最后是青年男女的舞蹈，两名杂技艺人在他们中间旋转翻腾。在采摘葡萄的场景中，一个男孩弹奏福尔明克斯琴（phorminx），唱起利诺斯挽歌，其余的人跟着他边舞边行。早期学者曾把这些画面比作埃及墓葬中的农事场景。较新的研究则更愿意将其与同时代的近东金属工艺、饰有纹样的塞浦路斯—腓尼基金属碗以及几何风格艺术相比较。不管怎样，这面盾牌都是诗歌的虚构，任何真实的器物都不可能容纳诗人赋予它的全部内容。

第二卷中的集会

《伊利亚特》第二卷中军队集会的一幕写得格外生动。阿伽门农受了宙斯送来的一场梦的误导，想要发动进攻，但他决定先试探一下阿开亚人的心意。他与长老们约定，由他提议放弃特洛伊，再由长老们出面约束众人。计划立刻落空。他话音刚落，大军便像伊卡里亚海上被欧罗斯和诺托斯掀起的巨浪一般涌动起来，奔向船只。

这时，受赫拉派遣的雅典娜找到了奥德修斯。奥德修斯接过阿伽门农的权杖，把逃散的人一一赶回：对首领们好言相劝，对普通士兵则以权杖抽打。在重新召集起来的集会上，忒耳西忒斯高声发言。诗人把他描写为来到特洛伊的人中最丑陋的一个，而他用极其尖刻的言辞指责阿伽门农贪得无厌。荷马既没有给他任何头衔，也没有交代他的故乡。后世的神话作家则把他与埃托利亚联系在一起。奥德修斯斥责他，用权杖打他，阿开亚人虽然心中不快，却也笑了起来。随后奥德修斯和涅斯托耳相继发言，让众人想起奥利斯的预兆，终于使他们留了下来。

这一场景常被解读为希腊人政治生活的早期写照，也就是后来伯里克利和德摩斯梯尼在其中发表演说的那些集会的先声。这种解读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国王需要说服众人，军队也对言辞有所回应。但不应忽视的是，在这里说服与暴力并存，而唯一敢于开口的普通人遭到了公开的嘲弄。

荷马的神化

在希腊化时代，荷马声名之盛，竟至于几乎被当作神明来崇拜。一件大理石浮雕便是有力的证据，上面刻有伊奥尼亚普里恩的雕刻家阿尔刻劳斯的签名。这件浮雕于17世纪在意大利博维莱附近被发现，后来归罗马科隆纳宫（Palazzo Colonna）收藏，自1819年起为大英博物馆所有。博物馆将其年代定在公元前225年至前205年之间，即托勒密四世·菲洛帕托尔在位时期，但也有学者把它推迟到公元前2世纪。

整个构图分为四层。最上方是休憩的宙斯；其下是一座山的山坡，这座山通常被认定为赫利孔山，那里有谟涅摩叙涅、九位缪斯，洞穴中的人物很可能是手持里拉琴的阿波罗。最下层，荷马端坐在宝座上，手持权杖和卷轴。为他加冕的是柯罗诺斯（时间）与俄库墨涅（人居世界），宝座左右两侧跪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拟人像。在他面前，神话、历史、诗歌、悲剧、喜剧以及其他人物正在祭坛前献祭，他们的名字都刻在大理石上。换言之，各种文学体裁都在向这位被古人视为其源头的诗人顶礼。

在右侧，与中间一层齐高的位置，一个人物独自立在一座小台座上。这通常被认为是某位在竞赛中获胜的诗人的雕像，整件浮雕或许正是为他的胜利而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