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F. 措特曼地图《Charte von den oberhalb und seitwärts dem Schwarzen Meere gelegenen Russischen und Türkischen Ländern》装饰框中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与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柏林，1788年。莱顿大学图书馆。库楚克开纳吉条约（土耳其语：Küçük Kaynarca）按儒略历签订于1774年7月10日，即格里高利历7月21日。它结束了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在黑海的存在条件，以及俄国与苏丹治下基督徒臣民之间的关系。条约得名的村庄位于锡利斯特拉东南，即今保加利亚境内，而奥斯曼代表团则驻扎在仅数公里之外的邻村比尤克开纳吉（土耳其语中küçük和büyük分别意为“小”和“大”）。这一点见于凯末尔·贝伊迪利为土耳其宗教事务基金会《伊斯兰百科全书》撰写的该条约词条。条约的大多数条款明白清楚，并未引起争议。然而其中两条，即第7条和第14条，在近一个世纪里成为外交交锋的场域，因此在后人的认识中，这一条约与“东方问题”的诞生联系在一起。
1768-1774年战争与通往和平之路
1768年秋，奥斯曼朝廷（“高门”）宣战，原因是担忧俄国干涉波兰事务，以及与波兰境内爆发的冲突相关的边境遭侵犯事件。战事几乎从一开始就对奥斯曼一方不利。俄军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向多瑙河推进，并于1771年进入克里米亚；与此同时，一支从波罗的海出发的俄国舰队出现在地中海，在奥尔洛夫兄弟的推动下，策动了1770年伯罗奔尼撒起义，希腊史学称之为“奥尔洛夫事件”（Orlofika）。起义遭到镇压，当地居民付出了沉重代价。同年7月，俄国舰队在希俄斯岛对面的切什梅湾歼灭了奥斯曼舰队，并在大约四年间控制了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大部分。
1772年的停战促成了福克沙尼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但由于俄国坚持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独立以及割让半岛上的要塞，两次会议均告失败，战事于1773年春重启。最终，双方都感到了和平的必要。彼得堡国内正面临普加乔夫起义；而奥斯曼方面，1774年1月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即位，同年6月奥斯曼军队在科兹卢贾战败，此后大维齐尔穆赫辛扎德·穆罕默德帕夏被彼得·鲁缅采夫元帅的部队围困在舒姆拉。
在鲁缅采夫大本营举行的谈判仅持续了几天。俄方资料记载，俄方签字人为中将尼古拉·列普宁公爵；奥斯曼代表团则由艾哈迈德·雷斯米埃芬迪和易卜拉欣·穆尼布埃芬迪组成，二人经大维齐尔批准行事。条约文本以俄语、土耳其语和意大利语写成，这种多语并存后来对宗教条款的解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重要影响。日期方面也存在分歧：奥斯曼的记录通行7月26日，这一日期与交换批准文本有关。
条约的主要条款
条约包括序言、二十八条正文，以及一条关于战争赔款的单独秘密条款。部分条款处理和约中常见的事项，如大赦或交换战俘；另一些条款则引入了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中前所未有的安排。
克里米亚的“独立”
第3条承认克里米亚及邻近地区的鞑靼人自由独立，不受任何外国权力支配，由他们自己从成吉思汗后裔中推举可汗。政治上脱离奥斯曼朝廷，并不意味着宗教上的分离：苏丹作为哈里发，仍保有对半岛穆斯林的宗教权威，周五讲道（呼图白）也须以他的名义宣读。政治主权与宗教权威的这一区分，为奥斯曼朝廷留下了施加影响的立足点，但事实证明这并不足够。汗国的独立十分短暂。俄国对历任可汗的影响不断加深，直至178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吞并克里米亚。这一问题在1787-1792年新一轮俄土战争中再度浮现，战争以《雅西和约》告终，俄国对半岛的主权由此得到确认。那些年的紧张气氛，反映在地图学家丹尼尔·弗里德里希·措特曼1788年于柏林出版的黑海周边地区地图的装饰框中；据莱顿大学图书馆的描述，画面中叶卡捷琳娜二世与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相对而立。
要塞、边界与航运
根据第18至21条，俄国获得第聂伯河口的金伯恩要塞，保障从亚速海通往黑海航道的刻赤和叶尼卡莱要塞，亚速城及其周边地区，以及高加索的卡巴尔达，其边界则推进至南布格河。从长远看，第11条意义更为重大：俄国商船据此获得在黑海及海峡自由航行的权利，并享有最惠国待遇；俄国还获得在其认为必要的任何地方派驻领事的权利。这一权利仅限于商船，军舰仍被排除在海峡之外。尽管如此，黑海已不再是奥斯曼的封闭内海。此外，俄国在君士坦丁堡获得常驻外交代表权，奥斯曼朝廷也承诺以“帕迪沙”称号称呼女皇。最后，秘密条款规定支付15,000袋（即7,500,000库鲁什）的赔款，分三期付清。
多瑙河公国与爱琴海
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以及比萨拉比亚的要塞有条件地归还奥斯曼朝廷，条件包括大赦和自由举行基督教礼拜；第16条赋予俄国代表为两公国说情的权利。第17条对“群岛”（爱琴海诸岛）作出类似规定：俄国归还这些岛屿，奥斯曼朝廷则须赦免曾站在俄国舰队一边的人，并不得压迫基督教。对希腊人而言，第25条同样值得关注：该条规定无偿释放战俘和奴隶，并在应予释放的基督徒中明确列出伯罗奔尼撒人和岛民，这可见于霍华德·利维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丛书中刊布的条文。
第7条、第14条与“保护”问题
根据第7条，奥斯曼朝廷承诺始终保护基督教及其教堂，并允许俄国宫廷的代表为第14条所规定的君士坦丁堡新教堂及其神职人员进行交涉，奥斯曼朝廷则承诺将这些交涉视为来自一个友好邻国代表的意见而予以考虑。第14条允许俄国在使馆小礼拜堂之外，于加拉塔的佩拉区（贝伊奥卢）——大多数欧洲人居住的地方——建造一座公共教堂，并置于俄国公使的保护之下。
这是两项适用范围不同的规定：保护基督教的一般承诺是以苏丹义务的形式表述的，而俄国的交涉权则明确只涉及一座教堂及其神父。那么，条约是否承认俄国对奥斯曼朝廷全体东正教臣民拥有保护权？19世纪的俄国外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多次援引这一条约，为其替奥斯曼帝国基督徒所作的交涉辩护。这一主张在1853年缅希科夫亲王出使君士坦丁堡时达到顶点，奥斯曼朝廷拒绝俄国的要求，最终导致克里米亚战争。
对俄国解释进行系统批评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戴维森。他在《Slavic Review》期刊上发表的1976年研究中，重新审视了相关文本与外交证据。该研究的标题取自奥地利外交官弗朗茨·图古特的评价：图古特当时在君士坦丁堡任职，认为条约是俄国的高明与土耳其的无能所造成的结果，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也采纳了这一看法。戴维森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第14条所说的教堂在俄文和意大利文文本中被称为希腊礼仪的教堂，而据历史学家艾哈迈德·杰夫代特帕夏所转录的土耳其文本，则称之为“多索格拉法”教堂，并未提及希腊礼仪；他还指出，俄国后来的要求超出了条约的规定。据贝伊迪利所述，1775年的官方法文译本将该教堂译作“希腊信仰的公共教堂”，这一措辞促进了宽泛解释在欧洲的传播。
当然，这一重新审视并不否认第7条的政治分量，因为单是苏丹向一个外国承诺保护其基督徒臣民这一点，就足以为俄国提供干预的借口。但它把该条的法律内容限定在条文明确写出的范围之内。1856年的《巴黎和约》和奥斯曼改革诏书，正式终结了此类主张。
条约与希腊世界
对希腊人来说，这一条约具有两面性。俄国舰队撤离后，那些曾站在俄国一边的伯罗奔尼撒和岛屿居民失去了庇护，唯一的保障只是大赦条款；伯罗奔尼撒更是多年饱受曾被用于镇压起义的阿尔巴尼亚武装之苦。
相反，有关航运的规定开启了新的可能，并逐步得到利用。瓦西里斯·克雷米达斯在《埃拉尼斯蒂斯》（O Eranistis）期刊上考察了希腊商业与俄国黑海沿岸往来的条件，他将1774年的俄土条约视为俄国与希腊世界经济关系的起点，理由是希腊船只从此可以悬挂俄国国旗，载运俄国小麦自由通过海峡。不过，他认为这一条款属于政治性质，要转化为商业现实还需要时间。悬挂俄国国旗的费用相对高昂，希腊船只在1789年之前并未真正活跃于黑海；直到法国大革命战争以及其后的拿破仑战争推高了欧洲市场对谷物的需求，情况才有所改变。在那些年里，希腊船只几乎承运了敖德萨出口的全部小麦。因此，克雷米达斯将希腊商船业在黑海的兴起与1789年而非与条约联系起来，因为条约只是使其在法律上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