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M. Pafilis·
宗教人物

圣聂勒与圣亚基略：早期见证与多弥谛拉传统

鲁本斯画作中的圣多弥谛拉与圣聂勒、圣亚基略，以及棕榈枝和天使。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圣多弥谛拉与圣聂勒、圣亚基略》，1608年。石板油画，425 × 280厘米。罗马瓦利切拉圣母堂（新堂，Chiesa Nuova）。

圣聂勒与圣亚基略同罗马最重要的基督教墓地之一——阿尔代亚蒂纳大道旁的多弥谛拉地下墓穴——紧密相连。早在4世纪，人们对二人坟墓的敬礼就已具有公开的形式，而关于他们此前生平的记载却始终十分有限。在后来的圣传叙事中，他们以皇室女子弗拉维娅·多弥谛拉的仆从身份出现，与她一同遭受流放，一同坚守基督信仰；然而现存最古老的见证却把他们置于罗马军队之中。

基本的历史问题正由这一出入而来：既然我们所知的一切都出自不同时代、为满足教会群体不同需要而写成的文本，二人的共同故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教宗达玛稣的铭文

教宗达玛稣一世在位期间，即366年至384年之间，有人为纪念这两位殉道者撰写了一首拉丁文短诗，镌刻后安置于其埋葬之处。诗中借用军旅语言描述了他们的皈依：二人原本出于恐惧服从一名暴君的命令，执行残酷的差事，直到接受基督信仰，才离开营地，把兵器连同军职标志一并抛弃。

达玛稣格外看重这一立场的转变：过去对权力的服从让位于对基督的宣认。借此可以辨认出这一传统的古老核心——改变信仰、不再服役的士兵；但铭文既未提到皇帝的名字，也没有给出他们殉道的具体年代。

大理石铭文的残片在19世纪的发掘中出土，而全诗也保存在若干抄本汇编之中，因此实物发现与其书面传承可以相互参照研究。

生活年代与受敬礼之地

一些近代传记沿用的殉道年代——约公元98年——取决于把二位圣人同多弥谛拉以及图密善、图拉真时代联系起来的叙事。既然最古老的铭文没有指名迫害者，这一年代就应被视为某一特定传统的组成部分，其可信程度不同于殉道者本身的存在及其所受的敬礼。

在宗座圣教考古委员会的考古资料中，二人更可能与戴克里先的迫害（约304年）相关；墓地中的大型巴西利卡则被归于4世纪末教宗西利修的时代。成排的柱子将空间分为三个廊道，半圆形后殿收束中殿，这座建筑显示出殉道者敬礼在墓地中所达到的规模。

1870年代，乔瓦尼·巴蒂斯塔·德罗西主持发掘时，还发现了一根小柱上表现亚基略受刑的浮雕，附有可据以辨认其身份的铭文。名字与图像并存意义特殊：它把一个具体的人物同此地的纪念性建筑布局联系起来，而不依赖后来添入其传记的种种细节。

《殉道行实》与多弥谛拉的关联

在更晚的阶段，大约5世纪或6世纪，篇幅较长的《聂勒与亚基略殉道记》成形，有拉丁文和希腊文两种传本，二人的故事被纳入早期罗马基督教人物所构成的更广阔的网络之中。这部殉道者行实把二人描写为多弥谛拉身边的宦官侍从，曾受宗徒伯多禄（彼得）施洗；他们劝她献身守贞，放弃原定与奥勒良的婚事。

随后是流放至庞蒂亚岛（今蓬扎岛），以及与遭拒的求婚者之间的冲突；叙事同时与其他殉道故事以及有关伯多禄的传说交织在一起。多弥谛拉的守贞奉献在此居于中心地位，正是由此引出了推动殉道情节发展的种种压力与抉择。

由于与事件相隔久远，文学结构又相当复杂，把这部行实当作传记史料使用时必须审慎。不过，它依然是重要的见证，可以说明后世基督徒群体如何理解奉献生活，又如何把罗马各处纪念之地彼此联系起来。

弗拉维娅·多弥谛拉的身份问题

关于多弥谛拉，行实之外另有一条见证：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在《教会史》中记载，执政官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的外甥女弗拉维娅·多弥谛拉，因为为基督作证而被流放到庞蒂亚岛。这条记载写成于4世纪初，所涉为图密善时代，但该段文字并未提到聂勒与亚基略。

这一区分必须保持，尤其是当一些简本传记把弗拉维王朝的亲属混为一谈，把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说成这位圣女的未婚夫的时候。按照NASSCAL学术目录对行实本身的概述，求婚者名叫奥勒良；以克莱门斯取而代之，只会在史料之间再添一重混乱。

教会的纪念

在罗马天主教会中，圣聂勒与圣亚基略的纪念日为5月12日，在《罗马通用年历》中列为任选纪念。大格列高利（圣额我略一世）关于福音书的第28篇讲道也证实了对二人敬礼的古老：这篇讲道是在他们的节日于殉道者教堂中发表的，但讲道者并未补充具体的生平资料。

在斯拉夫《序言》圣传传统中，同一纪念的接受经历了一条独特的路径：中世纪文本援引格列高利的讲道，却把二人的名字讹传为耶利米与阿尔希利。以这两个名字，该纪念被列于4月6日；引述这一事实时应注明它出自《序言》这一具体来源，而不应把它当作整个东正教会统一的历法惯例。

从罗马传统到绘画

头戴冠冕、手持棕榈枝的圣多弥谛拉立于圣聂勒与圣亚基略之间，上方天使手捧花环。
克里斯托福罗·龙卡利，人称“波马兰乔”（1552—1626），《圣多弥谛拉与圣聂勒、圣亚基略》，约1598—1599年。布面油画，277 × 166厘米。罗马圣聂勒与圣亚基略堂（Santi Nereo e Achilleo）。枢机切萨雷·巴罗尼奥为左侧祭台订制。

人称“波马兰乔”的克里斯托福罗·龙卡利，在约1598—1599年为罗马圣聂勒与圣亚基略堂（Santi Nereo e Achilleo）所作的画中，突出了多弥谛拉与两位殉道者同在的场面。圣女立于画面中央，头戴冠冕，手持棕榈枝，两侧各有一名男子；上方的天使手捧花环，把观者的目光从尘世的考验引向殉道在天上所得的认可。

到了鲁本斯1608年的作品中，同一组人物获得了另一种动势：手势和衣袍丰富的褶纹，把众人物联结在一群天使之下。这幅为瓦利切拉圣母堂（Santa Maria in Vallicella）创作的作品，属于这一传统后来在视觉艺术中的延续；画家从中借用的是一个早已定型的圣人组合，而这种组合本身并不能独立证明他们曾共同行事。

鲁本斯作品中，圣格列高利与多弥谛拉及其他圣人位于圣母抱子圣像之下。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教宗圣格列高利与众圣人敬礼圣母抱子奇迹圣像》，1606—1607年。布面油画，477 × 288厘米。格勒诺布尔博物馆（Musée de Grenoble），格勒诺布尔，馆藏号MG 97。画中包括圣多弥谛拉以及圣聂勒与圣亚基略。

在同一画家1606—1607年的较早构图中——此作现藏格勒诺布尔博物馆——多弥谛拉与两位殉道者加入了围绕圣格列高利的更大集会，位于圣母抱子圣像之下。人物的选择与这幅画原定安放的罗马教堂所藏圣髑有关；而人物的目光与身体的动势，则把观者引向画面上部，那里的圣像由天使和植物纹饰环绕。

来源与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