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约瑟夫·布隆代尔（Merry-Joseph Blondel）《雅典立法者兼诗人梭伦像》。画上署名年份为1828年，而卢浮宫的作品记录将其定为1827年。布面油画，171 × 160厘米（据卢浮宫）。卢浮宫博物馆藏，寄存于亚眠的皮卡第博物馆（Musée de Picardie）。后世的理想化形象。公有领域。雅典的梭伦是古风时代希腊的人物，关于他，我们所拥有的不只是后人的讲述，还有他本人的声音：他的哀歌体诗与短长格诗的残篇。这些残篇之所以保存下来，是因为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雅典政制》，以及事件发生约七个世纪之后来自喀罗尼亚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为支撑各自的叙述而加以引用。因此，这位立法者的传记建立在三层可信度并不相同的证言之上：一是梭伦本人的诗句，政治家在其中为自己辩解、为自己的事业辩护；二是雅典的政制史，它用古典民主制的眼光解读他的法律；三是轶事传统，其中有游历、与君王的会见和格言，正是这一传统将他列入七贤，并使他在数百年后于近代欧洲绘画中占有一席之地。要把这几层截然分开，并非总能做到。不过，在叙述的每一步，都可以说明自己踩在哪一层上。
出身与青年时代：从事贸易的贵族
关于他的父亲，古代作家几乎众口一词：此人名叫埃克塞克斯提德斯。普鲁塔克在《梭伦传》中写道，他的财产和政治势力都属中等，但所出之家把世系追溯到科德鲁斯，即传说中雅典的最后一位国王；另有一条孤立的证言，传记作者记下而未予采信，称其父是一个名叫欧福里昂的人。据本都的赫拉克利德说，他的母亲是庇西特拉图之母的表姐妹，后来的叙述把两人政治对立的全部分量都压在了这层亲缘关系上。他的生年没有流传下来，通行的公元前640年或630年前后之说，是根据其执政官任期和有关其年龄的传说倒推出来的，并非史料的直接记载。
传统从他青年时代着意突出的，是转向经商。普鲁塔克引赫尔米普斯之说，称其父因乐善好施、广施恩惠而家产减少；儿子生长在一个惯于帮助别人而非接受帮助的家庭，耻于受人资助，尽管乐于相助的人并不会少。不过，也有一些古代作家宁愿认为，这位青年出游更多是为了求知和阅历，而不是为了牟利。这种解释与后世故事中的那位贤者相合，或许合得过于妥帖了。传记作者由此转到梭伦据说晚年常常吟诵的诗句：他在不断学习许多事物中老去，“γηράσκειν αἰεὶ πολλὰ διδασκόμενος”，这是普鲁塔克的间接引述。况且在公元前7世纪末的世界里，经商的贵族并不稀奇；正如普鲁塔克本人所说，海上贸易能带来君王的友谊、处事的经验与名誉。
萨拉米斯哀歌
他公共生涯的第一件事与萨拉米斯有关。为了这座岛，雅典人与墨伽拉人打了一场旷日持久、于雅典不利的战争。据普鲁塔克和第欧根尼·拉尔修保存的故事，雅典人屡战屡败，心生厌倦，竟以死刑禁止任何重启战端的提议。梭伦于是佯狂，头戴毡帽出现在广场上，朗诵了一首追念失岛的哀歌（第欧根尼则说他头戴花冠，并让传令官代为朗诵），市民为之激奋，战事重开，萨拉米斯归于雅典。这一场景具备劝诫性轶事的一切特征，佯狂之说也像是事后编出来的解释，用以弥合法律与违法之间的鸿沟。但哀歌确实存在，因为其中有诗句流传至今：诗人宁愿做某个无足轻重的小岛的公民，也不愿做一个雅典人，被人指指点点、讥为弃萨拉米斯而去的人之一。可见诗歌即是政治行动——即便后来需要向同胞解释自己的法律，梭伦也没有放弃这种方式。
阿提卡的危机与公元前594/3年的执政官
要理解雅典相互敌对的派别为何在公元前6世纪初同意把改造城邦的重任托付给一人，就必须回顾此前发生的事情：库隆企图以僭主身份夺权而失败，阿尔克迈昂家族的麦加克利斯对其进行血腥镇压，德拉古的立法未触及病根，而最要紧的是债务累积造成的死局。正如D. I. 基尔塔塔斯在Η Ελληνική Αρχαιότητα（《希腊古代》）中所概括的，大多数小农以自身为抵押借贷，无力偿还者便沦为债主的奴隶，或被卖到阿提卡以外，而最好的土地和几乎全部政治权力都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中。部分研究者把这种状况与“六一汉”（hektemoroi）联系起来；按照占主导地位的解释，他们是把六分之一收成交给某个更有势力者的耕作者。至于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以何种关系束缚于土地，至今仍有争论。
梭伦于公元前594/3年出任一年一任的名年执政官，受命立法。古代编年家对这一年代的记载本来一致，但1891年《雅典政制》纸草刊布之后，这一年代开始受到质疑，因为书中有两处似乎指向另一种时间顺序。N. G. L. 哈蒙德在1940年的一项研究中主张，该书把执政官任期和解负令置于594/3年，而把通过法律主体的第二次授权置于592/1年；另有学者则提出，改革的年代还要更晚。无论如何，约定俗成的参照点仍是594/3年。
解负令与土地上的霍罗伊
第一项措施，也是在同时代人看来最重要的一项，是解负令（seisachtheia），正如这个词本身所示，意为“卸除重负”：债务被一笔勾销，以人身自由作抵押的借贷从此被禁止，因债为奴者获得解放，被卖往异邦者被赎回故乡。梭伦本人在《雅典政制》为我们保存下来的一首诗中，请阿提卡的黑土为他的事业作证，说他拔除了遍插各处的霍罗伊（horoi），使这片曾经为奴的土地如今获得了自由。那么，这些霍罗伊究竟是什么？最常见的看法认为，它们是宣示地产所负义务的石碑标记，表明抵押或交纳部分收成的义务；而基尔塔塔斯则倾向于另一种解释，即记录耕作者对地主所负义务的木板，木板一旦撤除，土地和耕种土地的人便同时获得解放。至少在一点上，史料是一致的：立法者拒绝了其支持者中最激进者所要求的重分土地，从而使财产结构原封未动。
等级、法庭与每个公民的权利
债务之外，梭伦还重新安排了财富与权力的关系，按照每年的农业收成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tele），即财产等级：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和日佣级。九名执政官出自最高的两个等级，其余官职则按收入分配给前三个等级；最贫穷的日佣级公民则可参加公民大会和法庭。这样一来，出身不再是参与政治的唯一钥匙，当然也并未失去其社会分量，因此近代史家称这一制度为“财权政治”（timocracy）。归于梭伦名下的，还有由四个部落各出一百人组成、负责为公民大会预备议事的四百人议事会，以及公民法庭赫利埃亚。德拉古的法律除涉及杀人者外一律废除，新法则写在可以转动的木轴（axones）上，任何人想查阅都能看到。
从长远看，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两项诉讼上的创新：每个公民不仅可以为自身所受的损害诉诸法律，也可以代第三人或为公共利益起诉；以及向人民法庭上诉的可能。《雅典政制》写成之时，雅典民主制的制度发展早已完成，书中把这两项与禁止以人身作抵押借贷并列，视为最有利于民众的措施。这一评价即便把4世纪的优先关切投射到了过去，也说明了古典时代的雅典人为何把梭伦视为本邦政制的始祖。
拒绝僭主之位的立法者
改革没有让任何一方完全满意：富人失去了债权和依附性的劳动力，穷人也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土地。梭伦一如既往地以诗作答，描绘自己站在两派之间，举起坚固的盾牌，不让任何一方不义地得胜；他给予民众的权力恰好够用，不多也不少。朋友们劝他以僭主身份保住权力，这在当时的希腊城邦中绝非罕见之事；他的拒绝却招来嘲讽，而他亲自把这些嘲讽写进了诗里：他让批评者说，梭伦没有头脑，网里装满了鱼却不收网；而他们自己只要能统治雅典哪怕一天，宁愿被剥皮、断子绝孙。普鲁塔克引用这些诗句，作为众人和卑微者如何看待他的证言。
远游十年：埃及、塞浦路斯与萨第斯
立法完成后，梭伦离开了雅典。约一个半世纪之后写作的希罗多德解释说，他表面上是为了周游世界，实际上是为了不被迫废除自己的任何一条法律，因为雅典人曾发誓遵守这些法律十年；《雅典政制》和普鲁塔克则说法律效力为一百年，这一出入表明，即便在制度问题上，传统也始终是流动不定的。行程包括埃及——柏拉图后来把他与赛斯祭司的谈话以及亚特兰蒂斯故事的缘起都安排在那里；塞浦路斯——据普鲁塔克说，他劝说国王菲洛库普罗斯把城市迁到更好的地方，新城从此名为索利；以及吕底亚的都城萨第斯。
与克洛伊索斯的会面，是让梭伦名满欧洲的一段情节，同时也是最经不起年代检验的一段。按照希罗多德的叙述，国王向这位雅典人展示了自己的宝藏，然后问他，在他所认识的人当中，谁最幸福，满心期待听到自己的名字。梭伦先举出泰洛斯：一个雅典人，生活在繁荣的城邦，看着子孙长大成人，在厄琉西斯附近作战阵亡，受到同胞的尊崇；接着举出克勒奥比斯和比同，这对阿尔戈斯兄弟亲自拉着母亲的车一直到赫拉圣所，节庆之后在睡梦中死去。最后他总结说，在看到一个人如何走完一生之前，谁也不能称他为幸福。稍后，史家本人合上了这个圆环：被居鲁士打败、置于柴堆之上的克洛伊索斯想起了雅典人的话，三次高呼他的名字。
赫拉德·范洪特霍斯特《梭伦与克洛伊索斯》，1624年。布面油画，168.5 × 214厘米。汉堡美术馆（Hamburger Kunsthalle），汉堡，藏品编号HK-772。公有领域。这个故事在希罗多德著作中的道德功能显而易见，但年代上却难以成立，因为按通常的纪年，克洛伊索斯的即位和希罗多德与同一次游历相联系的法老阿马西斯的即位，分别在公元前560年和570年前后，也就是说，如果十年远游紧接着立法开始，那么两者都在远游结束之后。普鲁塔克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他明确表示，不打算为了年代规则而舍弃一个如此著名、又如此符合梭伦性格与智慧的故事；他还指出，对于这些规则，无数人至今仍在修订，却始终未能使之彼此协调。
归来、庇西特拉图与死亡
梭伦归来时，雅典并未平静下来。地域性和家族性的派别再度冲突，庇西特拉图从中崛起。他是梭伦母系一方的亲属，凭借对墨伽拉人作战的功绩取得了一支私人卫队，并在科米阿斯任执政官时，即公元前561/0年，夺取了政权。传统说，年迈的立法者曾徒然警告雅典人；当一切已无可挽回时，他把武器放在自家门前，仿佛在宣告：他已尽其所能帮助了祖国。不过，庇西特拉图并没有从根本上废除梭伦的法律，只是设法让与他交好的人担任官职。
据普鲁塔克说，梭伦晚年曾根据从赛斯学者那里听来的内容，着手写一部关于亚特兰蒂斯的长诗，但后来放弃了，原因不是没有闲暇，而是在那样的年纪面对如此浩大的工程心生畏惧。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部作品没有任何残篇流传，这条记载也与柏拉图的叙述相关。至于庇西特拉图掌权后梭伦又活了多久，古人说法不一：本都的赫拉克利德写道他又活了很久；埃雷索斯的法尼亚斯则说不到两年，并把他的死定在科米阿斯的继任者赫格斯特拉托斯任执政官之年，即公元前560/59年前后。
近代欧洲绘画中的梭伦
梭伦没有可靠的真实画像传世，他的形象主要是通过与克洛伊索斯相见的场景进入近代艺术的。这一题材深受17世纪尼德兰画家喜爱，在那里，财富与审慎的对照还带上了劝世的色彩。在赫拉德·范洪特霍斯特1624年的画作中（今藏汉堡美术馆〔Hamburger Kunsthalle〕），国王身披毛皮、金线织物，头戴王冠，坐在面带讥笑的廷臣和盛满钱币的器皿之间，前景中一名被缚的俘虏跪着；在他对面，赤足的老人手持手杖贴近下巴，正在说话。尼古劳斯·克尼普弗约在1650至1652年间把同一场对峙移到了较小的画幅上：贤者站在通往王家餐桌的台阶下，孤独而严峻，面对用权杖指点自己财富的克洛伊索斯。
尼古劳斯·克尼普弗（Nikolaus Knüpfer）《梭伦在克洛伊索斯面前》，约1650—1652年。木板油画，61 × 89.9厘米。J·保罗·盖蒂博物馆（J. Paul Getty Museum），洛杉矶，藏品编号84.PB.640。公有领域。梅里-约瑟夫·布隆代尔在署年1828年的画作中则另有用意：他舍弃一切叙事情节，把这位立法者兼诗人画成理想化的典型——坐在山野之中，裹着红色的希马申外袍，一手持展开的卷轴，另一手抵着太阳穴，作沉思状；座位的石质支座上可以辨认出希腊文铭文的残迹。
史料与参考文献
-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thenaion Politeia）。
-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一卷。
- 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
- Kyrtatas, D. I., & Rangos, S. I. (2012). Η Ελληνική Αρχαιότητα: Πόλεμος – Πολιτική – Πολιτισμός〔希腊古代：战争、政治、文化〕. 希腊语言中心、斯塔夫罗斯·尼亚尔霍斯基金会、现代希腊研究所。
- 普鲁塔克：Σόλων〔梭伦〕，现代希腊语译者 A. I. Giagkopoulos、Z. E. Malathouni。Mnemosyne古希腊文学数字图书馆，希腊语言中心。
- Plutarch (1914). Plutarch’s Lives, Vol. I: Theseus and Romulus, Lycurgus and Numa, Solon and Publicola (B. Perrin, Tr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